“案例二：原告许某某于1998年5月19日上午骑三轮车去天地商店，将12380元装在一红色女式提包内，放在车上。许某骑车至商店后发现提包丢失，便返回顺路寻找。某间，邻人赵某某告知原告，他看见本案被告王某某的王岁儿子王某拣到了一红色女式提包。原告多次找王某某讨要丢失的提包，并答应可以给几千元酬谢，但是王某某拒不交还其儿子拣到原告丢失的提包。在这之后，原告又一次向被告讨要提包并将谈话偷偷录了音。庭审中，原告出示了这盒录音带。并有证人赵某某出庭作证称：“我是王某某的西邻居，5月19日上午7时许，我正在抹墙，听到王某某的儿子王某喊：“爸爸，我拣到一包子钱”，这时我爬在墙头上看见王某拎着一个红色女式提包。”另外，原告还当庭出示了证人杨某某的证言：“5月19日早上，我在光明胡同王某某家附近，看到一个小孩喊：“爸爸，我拣到一包子钱。”说看跑进王某某的院子里。装钱的包是红色女式提包。”王某某对上述证人的证言未提出不同意见。法院最后判令被告将所拣提包归还原告。n
答：证据的“三性”中，第三个特性为合法性，只有合法取得的证据才有可能具有证据效力，为法院所采信。在法定的七种证据种类中，由于视听资料的特殊性(易被删改、变造)，最高人民法院曾就视听资料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过批复。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中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就明确了录音资料的可采性标准，只要是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资料就不具有合法性，不得作为证据采信。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的规定，也就不能采信。
然而，《批复》的这一规定过分地限制了录音资料的使用，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解决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各种经济纠纷，不能体现法律的正义。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4月1日生效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此批复作了修订，其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一规定与《批复》相比，就放宽了录音资料的适用条件。只要证据不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就有可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这一规定适用于录音资料就意味着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录制的录音资料，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本案中的录音可以作为证据。
答：对“农民甲养鱼池内鱼大量死广是否由化丁厂排除的生产污水造成的”这一事实，应由被告化工厂承担证明责任，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在特定的案件中，提出主张的当事人不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而足依法律规定由对方当事人就该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负举证责任，若不能证明则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沂讼证据的若千规定》第四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在本案中，农民甲以自己承包的养鱼池受到该化工厂排出的生产污水污染，造成鱼人量死亡为由，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化工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属于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应实行证明责任倒置。被告化工厂承认自己的排污管道距离甲某的养鱼池较近，在前几天对排污管道进行清污时有污水外泄，但否认对养鱼池有污染，应就其排污行为与甲承包的养鱼池内鱼大量死亡的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如果化工厂不能举证证明，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